晉文公
三晉是法家的發(fā)源地，因三晉否定禮，主張落實法治，以化解宗法制度引發(fā)的弊端。當代著名哲學家馮友蘭在《中國哲學史新編》中將法家分成了晉法家和齊法家。齊法家并不否定禮，主張“法出于禮，禮出于治。治、禮，道也。萬物待治禮而后定”，還強調(diào)“上以禮神明”，這與看重解決現(xiàn)實問題、主張君主專制和以法治國的晉法家立意大相徑庭。
晉法家為富國強兵、鞏固君權否定西周禮法，晉國君臣甚至成為法的制定者，如唐叔虞、晉文公、趙盾及以軍功行賞罰的趙鞅，皆為晉國的法治傳統(tǒng)奠定雄厚根基。自叔虞封唐奉行“啟以夏政，疆以戎索”，晉國便可靈活依現(xiàn)實需求而屢屢修法，雖四面皆狄，晉國非但沒被殲滅，還能在持續(xù)的夷夏整合中，兼并戎狄及相鄰的華夏諸侯國，并自晉文公起，出現(xiàn)比各霸主更長時期的霸業(yè)。《史記》言“不別親疏，不殊貴賤，一斷于法，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”的法家特質，在晉法家身上得以彰顯，故三晉不僅是法家思想的發(fā)源地，也為孕育更完善的法治系統(tǒng)提供了最充分的地理和歷史條件。
在夷夏雜處的文化格局之下，戎狄“利國”“利眾”“無親”的傳統(tǒng)被晉國吸收，為抵御外患及維護君權，可以彈性調(diào)整國策，于是晉國便不拘宗法，視實際需要與時俱進制定新法。但問題是，與晉國戎狄環(huán)繞處境相同的燕國，北、東方向也全被東胡包圍，西面有樓煩和匈奴盤踞，燕國何以既不“疆以戎索”，也未一再調(diào)整國策？顯然“御狄”雖是促成晉國進行變革的重要原因，但由于當時各諸侯國頻繁戰(zhàn)爭，晉國公室始終面臨的存亡危機或許才是晉國不得不一再脫離宗法、邁向法治的更重要關鍵。
晉國除了抵御戎狄，公室還兩次發(fā)動“嫡庶之爭”，直到重耳回國才結束。在此之前，晉獻公為防范公族發(fā)動小宗滅大宗，便借異姓貴族“盡殺群公子”。公室之爭盡管因重耳回國得以終結，但隨著晉文公的稱霸，又促使晉與諸侯國及戎狄不斷發(fā)生戰(zhàn)爭。晉文公在位初期“大蒐于被廬，作三軍”，建立上、中、下三軍，命隨其流亡的功臣趙衰、狐毛、狐偃、先軫等異姓貴族登上政治舞臺執(zhí)掌軍政大權，后“晉侯作三行以御狄”，晉國軍制再經(jīng)變革增為六軍。
軍制變革雖幫助晉文公稱霸，但為穩(wěn)固霸業(yè)，國家不得不再次陷入爭戰(zhàn)。晉國將所增土地設為郡縣，命異姓貴族任“遠官”管理。然而異姓貴族卻借機發(fā)展自家勢力，使其逐漸脫離公室掌控，成為異姓卿大夫的世襲采邑。轉成世襲后，異姓卿大夫便可因所霸占的領地而獲得軍權、土地和人民。
無論于公于私，新興的卿大夫都得為穩(wěn)固晉國霸業(yè)及擴大自家勢力而制定更具效益的新法。晉文公去世后，趙盾以中軍將執(zhí)掌國政，頒布遙遙領先各諸侯國的九項新政，史稱“趙宣子之法”，“使行諸晉國，以為常法”。趙盾的新法固然有助于穩(wěn)住霸業(yè)，但其專權卻嚴重威脅君權，導致晉靈公欲誅殺趙盾。這場君權之爭并未成功，“趙穿攻靈公于桃園”，自此卿大夫勢力更明目張膽地凌駕于君。趙氏始終尾大不掉，對君權威脅太大，晉景公遂提拔了趙氏政敵欒書，發(fā)起“下宮之役”以殲滅趙氏。
然而下宮之役仍未讓晉景公奪回君權，不過是將趙家勢力移轉至欒家。異姓家族將治理的郡縣據(jù)為己有代代相傳，壯大后又相互角逐，十一家并成了六家，再由六家并至四家，最終韓、趙、魏三家聯(lián)手滅掉智家。每一次兼并都曠日持久，面臨被兼并危機的范氏、中行氏甚至將戰(zhàn)役擴大，使齊、衛(wèi)兩國派兵參與。于是執(zhí)掌國政的趙鞅頒布軍功賞罰令，“克敵者，上大夫受縣，下大夫受郡，士田十萬，庶人工商遂，人臣隸圉免”，晉國這場遭到內(nèi)外夾攻的危機才終告平息。
自趙盾開啟變革，晉國法治權便落入卿大夫之手。晉獻公為防范君權旁落盡殺公族，使晉文公即位后少掉公族掣肘。但宗法制畢竟未徹底廢除，異姓公卿除以修法宣示政權，還利用宗法制使所占采邑合理傳承。各家為擴張領地相互兼并，不僅嚴重威脅到君權，最終還演變?yōu)槿曳謺x。
此外，因可不拘泥宗法，晉獻公征服戎狄后便毫無顧忌地與戎女聯(lián)姻，重耳和夷吾這兩位晉君便是戎女所生。之后重耳流亡奔狄，“狄人伐廧咎如，獲其二女叔隗、季隗”，重耳娶季隗，趙衰娶叔隗生下趙盾。自此晉國君臣皆注入戎狄血統(tǒng)，戎狄“利國”“利眾”“無親”的傳統(tǒng)便更加深植，發(fā)展至三晉自然要擺脫禮法，直接步入最能解決現(xiàn)實問題，最能鞏固君權，也最可實現(xiàn)富國強兵的法治。
三家分晉后，韓、趙、魏三國不再幅員遼闊。魏國“地方不至千里，卒不過三十萬。地四平，諸侯四通，條達輻輳，無有名山大川之阻”。韓處天下之咽喉，為戰(zhàn)國七雄最弱，深陷“八面受敵”之境。趙領土雖大，但四周有燕、魏、秦、韓等國，儼然為“亡國之形”。三晉雖都屬戰(zhàn)國七雄，然而地理條件引發(fā)的危機更大，若不圖強必將亡國，自然得落實利國又利眾的法治。
法治既能落實君主專制，又能超越情感達到利益共贏，從而產(chǎn)生最大的統(tǒng)治效益。采取編戶齊民、獎勵軍功、循名責實、一決于法的法治，不僅能富國強兵，防范君權旁落，還能與時俱進地調(diào)整國策，故自然為力求生存的三晉所接續(xù)和傳承。
（責任編輯：盧相?。?/span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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